然而，在当代学界，在张朋园关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的专题著作中，虽然在强有力的政府：中央集权与保育政策的小标题之下，指出了任公为实现其‘强有力的政府理想，既不主张以立法控制行政，且反对地方分权主义，在民权高张声中，敢于别树一帜，[7]但基本上没有直接提到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

典型事例是：1983年授权国务院对《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的部分规定做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其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对其它人民团体、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行政立法授权，例如《工会法》(2001年)第56条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同有关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工会实施本法的具体办法。

另外，对《立法法》确立的授权立法制度还缺乏监督，主要是因为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缺乏详细的授权规则要求，无法进行有效的审查。2009年9月2日，李捷作为中国最后一个被认定为投机倒把的人，表示月球大使馆将重启开张。②立法不作为，是指立法者存在立法义务，但在何时制定法律、如何运用裁量权形成法律时有所不为，并且这种不作为严重影响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妨碍了宪政秩序。2.法律文本明确授权由立法文本明示授予的行政立法权，可以称之为法条授权。(三)客观环境的不成熟性 在实务中，有少数行政立法规范在制订时机确实不够成熟，并且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利益纠葛，问题棘手而无从下手。

例如，《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并未在法条中直接授权哪个机关可以制定下位规范，但是，国务院依据职权立法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条例。行政规章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有很多，但是采取立法听证会的形式制订行政规章，仍然很少。还有一些学校的宪法学导师开始建议学生选择政治宪法学下的具体专题作为论文题目。

前不久社科院的支振锋博士在人大法学院所做的中国法学困境之反思的长篇报告则代表了70后青年法律人对同一学术意识的承继和开拓。那么您本人的问题意识如何呢？ 高：是的。该文代表了以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韩大元教授为主的宪法解释学的立场，尽管存在不少理论性的误解和论述上的粗放痕迹，但确实为国内宪法学方法论之比较或检讨提供了一个学术上可辩驳的框架。我的政治概念在政治宪法学的语境中涵盖了非常政治时间和日常政治时间，是一种时间化因而是历史化的政治观。

我觉得如果宪法解释学要保持自身的纯正性，就必须大致局限于宪法的规则解释，其解释方法之开放性结构一旦进入宪法上政治原则与规范的处境之中，作为法解释论立场的宪法解释学就可能丧失其理论正当性，而作为其视角预设和应用情境的司法场域也可能因为过度政治化而丧失宪法上的正当性。就像罗文斯登的宪政三分法一样，所谓的名义宪法、语义宪法和规范宪法也只能是一种相对化的理想类型，如果强行指认或对应，反而会得出许多偏离现实的不准确的结论，甚至落入意识形态简单对立的窠臼。

但是，政治宪法学与宪法政治学或宪法社会学肯定是不同的，后者仅仅是政治宪法学努力的第一步。政治宪法学的内部问题意识既产生于对中国宪法现实的痛惜与反思，也产生于宪法文本内部的政治规范及其与真实宪法决策过程的制度性联系。但这没有关系，我关心的不是形式上的学科出身或是否被某个学科的既有话语接纳的问题，而是问题本身的真实性和理论解释的真实竞争力。应该说，制宪权处理的仍然是非常政治的问题。

对应于早期现代，我提出了作为政治宪法学的宪制发生学概念，意指发生学意义上的政治宪法学。我们目前对于政治宪法学的学术性理解还不是特别的确定与成熟，还需要引进一些新的理论资源。其次，中国宪法中丰富的政治宪法内涵缺乏认真的对待和有效的规整，规范宪法学的价值偏见和狭义宪法解释学的司法视角导致其难以承担此类研究任务，政治宪法学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如果大家都面向真实的问题本身，都有一种基于知识而非所谓的学科建制之兴趣的话，我想误解的程度可能降低一些，而与外部之对话也可能更有成效。

您刚才提到真实的问题，这对于政治宪法学的定位特别重要。我们不是存在即合理的社会科学帝国主义，而是带有根本法学关怀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借用者。

高：二分法是为了便利政治认知而标定的两极，但从时间的连续性来看，政治宪法学得以连续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之政治内涵的连续性。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宪政中国也一样。

我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曾考察过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个学科的发展演变：在我所谓的早期现代，政治经济学比较兴盛，从政治的视角探讨经济问题蔚为风尚。高：规范主义宪法学作为人类宪政文明的成果，其技术成就、对权利保护的积极效果以及在有限的历史时间里作为冒名立法者的改革进步功能，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你们青年人要多做些工作，精力旺盛，时间充足，是不可替代的优势。君子和而不同，同而有异，本是常理常情。第二步可能涉及到法学方法的运用，但可能不同于个案化的司法性质的法学方法，而是一种立宪者的方法。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现代中国之生成视为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结伴而行的历史旅行，则近代立宪史上的诸多资源就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而确确实实是一种现实，是富有生命的、缠绕而行的、因未加有效综合而不可能单方面完成的多元存在。

当然，中国当下的规范宪法学看到了这种危机或历史教训，也认为拉班德乃至凯尔森式的纯粹规范实证主义太过僵化，于是主张以权利规范作为规范宪法之价值核心，这就是上述所谓的价值论的宪法解释学。你最近推荐给我的洛克林的《公法的基础》（Foundations of Public Law），其导言部分对英国公法理论史的梳理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

如果不是最初基于纯粹的知识兴趣和根本的宪政理想，或许不会如此的勤奋，更不会大量涉猎政治思想的原著并从中汲取营养，因为法学院的学生一般还不需要这样进行知识面的拓宽。我个人认为将政治宪法学界定为不同于狭义宪法解释学的一种立法论的宪法解释学存在明显的理论正当性。

田：希望我们的苦衷能够被他们理解。简单移植西方成熟宪政模式却忽略了本国人民的经验与智慧，这多少有些历史的盲目。

所以，一般的宪法学者会本能地将政治宪法学与已经式微的阶级论法学联系起来，做出了许多情绪化的批评、联想乃至于误构。从政治宪法学之演变来看，类似的学科史线索也可以大致勾勒出来，比如早期现代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并非今天的行为科学意义上的政治科学，而侧重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与政治法学（political jurisprudence）的面向。作为规范宪法学之盟友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对这一修正同样持保留态度。人大法学院的张翔副教授在多个场合提到宪法解释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在李文的原则解释观点中得到了印证。

关键是李文对原则解释的界定，其声称最能决定宪法原则之本质的是原则冲突的情形，只有在冲突的情况下，一项原则的生存意义才得以显现。基于这一路径，宪法之规范体系便具有了面向政治的防护网，任何政治之实体价值或意识形态便只有经过此一防护网的检验才能进入宪法规范内部并获得证成。

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即这种二分法是否确实具有精确的描述功能？日常政治中有无政治宪法学的需求和空间？比如用这种二分法来说明革命可以，但用来指认改革时期政治社会的基本性质就会发生困难。我个人所从事的尺度更大的近代立国思想史的开拓和大国崛起法政经验的资料编撰就是为了支撑此种政治宪法学研究之需的。

在英美国家，所谓的政治宪政主义和司法宪政主义的对峙，根据贝拉米的看法，是可以互补共存的，二者分别主张的民主正当性和法治理性都是宪法的根本价值，甚至民主正当性在现代政治理论框架内具有更优先的价值地位。即使是作为规范宪法之榜样的美国，其宪法学与宪政图景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职业主义的面向（阿克曼概括），而宪政根本价值之维持与演进所需要的可能恰恰是具有政治宪法学性质的整全主义面向（阿克曼概括）。

既然不同的路数都在面对共同的处境、问题与趋势进行着自我调整，甚至出现了交叉与窜犯的现象，就说明这些路数之间在逻辑上具备对话、合作乃至与共谋性分工的可能性。部分学生最终会基于各种原因选择宪法学专业，而国内的宪法教科书或者流于中学时代的政治教科书的枯燥，或者仿效国外宪法教科书的规范主义写法或判例式的职业主义写法，训练的目标不自觉地被设定为宪法律师而非宪法思想家。但据我个人有限的交往和了解，具有研究生以上法学教育经历的部分青年人由于具有一定的公法理论阅读经验和自主反思能力而能够对政治宪法学的价值和意义有较为到位的认识。我在对上述三条线索进行思想史考察的过程中，大致辨析出了英美的经验主义路线、法德的理性主义路线以及俄国的激进主义路线。

在我看来，有很多制度性的课题值得作为政治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比如我刚刚完成的关于第一共和之宪法基础的《清帝逊位诏书》的研究，此外还可以考虑的是第一共和大陆时期的旧政协决议案的问题、第二共和的《共同纲领》问题，甚至还可以包括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主要制度问题，等等。田：这是您多次参与政治宪法学相关对话及演讲的真切感受吧。

我的问题意识还直接来自于对中国近现代史具体经验的特定观察与体验。有个观点，端洪提得很大胆，就是由共产党中央承担违宪审查之责，这在中国当下所有的宪法学者的知识构图中绝对是一个盲区。

田：对，其实英美的政治宪法学传统大体上是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学框架。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的纪念方式比较特别，就是围绕《清帝逊位诏书》而非《临时约法》展开了政治宪法学的阐释，认为二者之合力才是第一共和的真实历史基础。